“所谓创意环境，是市民希望去亲近的环境，有能力协同交流的环境”

“政府除了建高楼、增加获利外，城市改造应该考虑是否替周边社群创造最大价值、提供市民一个更活络的互动空间。”

“深圳亟须的是一个较为完善的创意教育体系，这个创意教育的体系应该包括大学教育、各种规模的创意教育中心和企业中具体项目的磨炼，从体系培养出来的年轻人才，将会为深圳创造出创意方面独特的个性，也就是城市的个性。”

足迹踏遍50多个国家，在不同城市之间启发创意思考的英国创意大师查尔斯·兰德利，于5月24日在台北华山文创园举行了一场以“创意城市”为主题的演讲，分享了以文化创意协助城市转型的“点石成金术”，本报记者在现场请兰德利就台北与深圳两城的“创意城市指数”进行了对比。

创意城市必备五大特点

台北与深圳，飞行距离达900多公里的两座城市，经由“设计之都”产生了联结：深圳于2008年11月19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加入创意城市网络，并被授予“设计之都”称号；相似的是，台北也正在申办“国际工业设计社团协会”发起的“2016世界设计之都”，虽然两个“设计之都”由完全不同的单位授予，但是深圳和台北相通的一点是：成为创意城市的渴望。

一头银发的查尔斯·兰德利（charles Landry）是以想象和创意推动城市改造的国际权威，现任英国创意城市发展顾问、创通媒体执行长，他于1978年创办的“创通媒体”（Comedia）是一个在创意、文化与都市规划方面颇受推崇的欧洲资讯智库。兰德利自2012年起受邀担任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处顾问，协助台北推动“创意城市”计划。当天的采访现场是查尔斯·兰德利受台湾文化部门邀请，专程为正在申办“2016世界设计之都”的台北市进行演讲，兰德利的演讲以“台湾创意转型的必要：建立创意的环境氛围与都市纹理”为主题。

而巧合的是，兰德利在深圳2008年之前的“申都”过程中曾经给予一定的建议，并于2009年来深参观了几个创意园区，同时举办了“全球创意城市发展趋势和深圳的创意未来”为主题的“四方沙龙”，还与深圳市民进行了对话，因此兰德利对深圳和台北两城均有一定的了解与认识。“不同的情境对创意的定义是不同的”，兰德利认为，对于台北和深圳来说，两座城市的成长历史不同，文化底蕴不同，因此关于创意的定义肯定也不相同，但是所有的创意城市都必须具备五个特点：“过去性、可能性、联结性、自我认知性、激励和想象性”。

兰德利从提到的五个特点的角度观察，两座城市的优势截然不同：“台北成为创意城市的优势在于独树一格的巷弄文化，便利超市、U-bike等设施带来的便利性甚至超越许多欧洲国家，历史形成的巷弄文化让台北的魅力在于‘旧’，而深圳的魅力在于‘新’”，兰德利认为深圳发展创意城市具有三大优势：其一便是“新”，深圳是个年轻的城市，有更多的新机会，而历史有时候会成为一个城市的负担；其二深圳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城市，具有兼容并蓄的氛围；其三是深圳的地理位置毗邻香港，深港合作的话将会产生极强大的力量。

人才缺乏是两城共同弱项

从纽约、伦敦、苏黎世到新加坡，兰德利认为这些极具创意的城市拥有共同性，“第一个共同性，就是城市有多元丰富的文化，主流文化与次文化并存，从这一点来讲，深圳与台北都符合，深圳作为移民城市已经具有了多元文化的先天基础，跨文化的碰撞、信息的汇合，正是创意所产生的根源。而台北的历史就是一个移民城市，更兼具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。而创意城市的第二个共同性，就是它们都有一个很强的教育体系，这一点来讲，是深圳和台北目前都比较弱的。”

“深圳亟须的是一个较为完善的创意教育体系”，兰德利说，“这个创意教育的体系应该包括大学教育、各种规模的创意教育中心和企业中具体项目的磨炼，从体系培养出来的年轻人才，将会为深圳创造出创意方面独特的个性，也就是城市的个性。”在兰德利看来，创意人才的培养，不一定非要局限在现有的教育体系当中，而可以扩大到整个城市，尤其是民间的培育可能更为重要，“创意产业与教育体系要结合”，兰德利同时建议，配合教育体系还需要建立产学之间的交流，为年轻人才与创意企业之间建立对接。

“整个台湾目前遭遇的人才外流，是最大危机”，兰德利通过与台湾年轻人的接触发现人才外流导致了创意土壤薄弱，而“政府的支援体制不草根导致了年轻有抱负的人才并不快乐”，在台湾能获得政府援助的人往往是已经成功的，而那些真正需要援助的人并没有机会，“而且，台北的危机是一直在模仿其他的大城市，实则应该做的是转移注意力，去激发年轻人的创造力。”

“在城市转型进程当中，政府其实不是主角，而是协同促进的角色，”兰德利不讳言，“台北的体制僵化限制了城市转型的进程，其实这个城市是时候重新思考城市中哪些属于文化，哪些属于创意，为人才提供机会，留住人才不是盖一座大楼就行了，而是要在多方面支援。这两天，我走在台北街头，发现了许多闲置的公共空间，应该把这些空间留给创意人才，让他们自由发挥。”

善用老房子创造新价值

谈到“盖大楼”，兰德利话语犀利：“我曾经在旅游指南《Lonely Planet》中读到：台北是全球最丑的城市”，兰德利说，正是这一句话当年让他兴起了拜访台北的念头，“台北哪里丑？”兰德利走访了台北数次，他眼中台北的“丑”在于无法摆脱工业城市的思维，依旧将想象力停留在盖大楼的水准，“我看到了著名的光华商场，本应是台北的一个德政建设，但这座建筑却被盖得很丑，文创园不是划出一个地方就行了，文创园本身也要有创意感。”

兰德利说，20世纪是工业时代，但21世纪是创意时代。“用建筑的高度、马路的宽度来衡量城市的发展，那是上个世纪的脑袋。对这个世纪的人来说，一个能刺激他们想象力的城市，才是有魅力的城市。停留在工业思维的城市人，会认为老建筑是负资产。换作是创意城市的居民，会认为老房子可以创造新价值。旧，可以是一种新的资产。”

他举例说，在伦敦，包括Google、Twitter、eBay等数百家高科技公司入驻东伦敦的Shoreditch（索迪曲）。Shoreditch遍布低矮的老房子或废墟，却被伦敦政府选为科技园区，因为，他们认为老房子的历史氛围，能提供创意人才需要的想象力。同时，老房子或古迹可以为品牌注入历史感，这是砸多少广告费都买不到的品牌价值。

“深圳也是由于这样的原因，才有今天的华侨城创意园、田面设计之都这个创意区域”，兰德利说，这两个地方云集着众多的深圳本土设计公司，让他看到了一种强烈的对比，“这是一些旧的价值观念和新的价值观念的对比，既令人激动，又感到创新的革命正在发生。”

兰德利提醒，许多国家已出现崇拜地标的狂热，却无力去收复古迹，殊不知“new ideas need old building”，比如苏黎世将博物馆建在废弃的游泳池里，善于把不同产业结合在一起，“所谓创意环境，是市民希望去亲近的环境，有能力协同交流的环境”，他指出，城市最重要的空间，是市民的互动空间，“政府除了建高楼、增加获利外，城市改造应该考虑是否替周边社群创造最大价值、提供市民一个更活络的互动空间。”因此，相较于硬件，创意城市的文化软实力更显得重要，而这都仰赖全体市民一同建构出的“都市主义”。

3.0城市需要具备前瞻性

何谓“都市主义”？兰德利将其归为“2.0城市”的特征，他把城市按照发展进程分为1.0、2.0和3.0——“1.0城市建设硬件，主要是在工程方面发展。2.0城市是软性都市主义，是在城市更新下的共同快乐发展。目前大多数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都在2.0阶段，包括台北与深圳。而3.0城市，是前瞻性的城市，在体制上打破以往由政府部门主导的思维，激发产官学、跨部门、投资者与创意人等相互之间的对话，并通盘思考可行性的策略，思考与解决的是未来将会出现的问题，城市此时成了一幅艺术作品。”

具体放在台北与深圳两座城市，兰德利认为两个城市目前都要摆脱现状，台北的问题在于如何摆脱工业城市思维，解放僵化体制。而深圳的问题在于摆脱生产型城市的定位，他说之前来深的那一次，通过观察发现深圳的速度十分之快，但深圳需要的是放慢脚步好好调整节奏，“单一的生产型城市很难在未来继续产生巨大的经济效应，而且即便是生产型的城市，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可以有创意的。创意城市应该创造条件，让大家能够用想象来思考、来工作、来解决问题，使生活其中的人们更舒服、更便利、更发达。不要以为创意是发达国家的专利，在创意领域，第三世界国家同样大有所为。以印度为例，印度人在软件方面、金融方面就做了很多创新，某些创意超过发达国家，这些创新，使得印度的整体经济实力提高很多。”

兰德利认为创意城市的建设不存在“功成名就”，实则永远都可以“更上一层楼”，他说：“创新是生存之道，欧洲国家以创新将危及转为机遇，以英国伦敦为例，包括游戏产业和动画产业在内的文创产业所创造的产值占15%，这说明文化绝对能活化经济，因此设计不能只有文化活动，它必须和其他产业结合。”他认为，与其去问文创产业的价值为何，倒不如反问一下：假如没有了文化和创意，经济将会付出何等的代价？

“创意城市不是一个政府或部门的责任，而是全体市民的责任”，兰德利最后说，“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创新，创造奇迹，城市就是一个复杂的集体文化产物，是全体人民的集体记忆，因此，创意城市的塑造是每个人都要肩负的责任。全球化时代，城市的魅力决定了它的竞争力。不论深圳还是台北，都必须赶快找到魅力所在，至少人们必须明白，创意城市的魅力不是用钢筋和水泥可以撑起来的——这是一场想象力的竞赛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