圆桌嘉宾：

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董事长兼总经理

盛智文（Allan Zeman）：兰桂坊控股主席、香港海洋公园主席

孙继伟：上海市徐汇区区委书记

黎瑞刚：我真正担心的是什么？是创意故事。

动画生产其实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，一部分是创意故事，另一部分是制作。

制作是技术层面的，服务器、软硬件都在不断开发和淘汰，更新速度太快。但美国梦工厂做的东西很了不起，他们愿意花巨大的钱和精力去做一些小事，甚至是微不足道的细节。举个例子，一般的动画片里，山在这个地方，云飘过，几秒钟的时间，不会有人仔细去看。可是他们愿意花几个月的时间，设计一款软件，让云雾和山渗透，然后云把山包起来，再慢慢地飘过去。

不过我觉得，中国人努力又勤奋，即使这种活，没几年也会干好。现在这些软件是美国人的专利，给中国人用，未来我们的合资公司会生产很多新的软件，向美国人授权。这些我都不担心。我真正担心的是什么？是故事。我个人认为，现在中国人缺的就是前一部分的创意。

梦工厂的故事可能讲得很简单。你看功夫熊猫，就两个元素；《疯狂原始人》就是一个家庭里，想去尝试新社会的冒险者，与家里各种各样的观念与亲情的冲突和交融，包括周边的自然灾难，这个家庭如何来面对。故事真的不复杂，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够把故事有机地结合好，渲染好，让你有喜悦有感动，觉得喜欢？其实功夫都不在画动画，而是在前端，讲故事。

在我与美国梦工厂合作的过程中，对此感受太深。过去我们做喜羊羊那种动画片，大半年就直接做成了。以如此快的速度做东西，讲究低成本、相对高产出。但我第一次和卡森伯格谈《功夫熊猫》，他说他做了五年。他说得很好听，“这是我写给中国的一封求爱信”，但实际上，他有商业目的，2003年就在琢磨这件事，因为2008是奥运年，全世界都会关注中国，而做一部动画起码要五年时间，《疯狂原始人》更长，做了七年。写本子两年，电脑里制作三年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投入巨大的惊人工程。

美国梦工厂一部动画七千万美金的成本，放在我们这边就是四亿多人民币，如果制作方拿40%的票房，要赚超过十亿才能收得回成本。谁敢来赌这件事情？当然，我们的片子目标不仅是中国市场，而是从全球拿票房。但毕竟电影是一场很厉害的赌博，我们有很多东西和中国影视制作的现实环境在冲撞，和我们作为投资人的底线在冲撞。

东方梦工厂公司成立后，由董事会定夺一些重大的决策性内容。创意故事则由创意委员会拍板。这个委员会只有三个人，就是杰弗瑞·卡森伯格、我以及东方梦工厂的制作总监，一位美国人。之前，大家说创意委员会需不需要在中国请一些了解国情的顾问、电影界的行家。但实际上，电影更多是见仁见智，最后还是由老板拍板，包括你自己的品味和对市场的判断力，你对五六以后观众审美趋向的判断决定了你今天在做什么。

2017年的那部动画片到底会是什么样子？前年秋天谈判开始，我和卡森伯格也着手酝酿这个故事。那时有七个故事在我们手上，到了今年年初，只剩下三个故事。也许就在未来两个月里面，我们会决定其中哪一个故事投入生产。

孙继伟：文化项目不要过多算账

对于梦中心等文化类项目，我觉得用不着过多地算账。有时候你不算这个账，反而有很好的回报，你越是算账越是没有回报。把一块开发用地，甚至每一块地都拿出去卖钱变现，是比较恐怖的事。因为政府并不是一个公司，政府应该考虑更多长远的、公共的东西。

我们有一个总体的追求，希望把徐汇滨江做成上海最有文化品位、文化气质的滨水岸线，这也是徐汇滨江有别于其他滨江开发的一大特色。徐汇的历史文脉之所以被人们所认可，最重要的并不在于有多少有钱人、显赫的人在这里居住，重要的是它的文化底蕴、特色和内涵。

徐汇这块地是上海工业文明转型的一个象征。过去，煤炭、散货、油料、水泥厂，代表上海工业化初期特色的项目都聚集在江边，随着城市的发展，产业进行转型，伴着世博会的助力，我的前任花了很大功夫解决了动迁的问题，原来煤油纱的码头得以改变。加上龙华机场的搬迁，徐汇的下一轮开发有了这样一块宝贵的滨江用地。

的确，相比之下，做文化传媒产业不及综合房产开发那么挣钱，我们为什么还要为此做这么多工作？

我认为原因有三：第一，无论是黄浦江滨江区域，还是整个上海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，都需要一个聚集区，一个传媒产业的聚集区。因为上海的传媒产业发展还不错，但是比较分散，缺少聚集效应。全球很多地方都有媒体城，比如伦敦，各个城市都有这样的需要。像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化大都市，也应该有一个传媒港。

第二，到现在，我们集聚了SMG、湖南卫视，以及TVB、英皇影视、嘉禾、尼尔森公司、时代华纳等一批传媒公司，传媒港的特色基本上已经形成。

第三，还是因为对文化传媒产业的长期看好。现在的物质消费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，而随着人的生活水准提高，精神性消费会越来越高。虽然影视制作存在风险，但我们还是看重它们的内容；不管传播形式是网络还是其他，内容始终为王。

盛智文：倡导生活方式的购物（Lifestyle shopping）

世界在发生剧烈的变化，我们的商业也要随之变化，这件事非常复杂，对我而言，最重要的出发点莫过于理解我的客户。世界对他们来说正在发生什么？他们在做什么？他们喜欢什么？然后我试着去设计、去迎合他们的需求。

互联网飞速地改造着世界，Youtube.facebook.twitter们浸入人们的生活，所有事情都因此没有了秘密。我们办一份杂志、设计一座餐厅、商场、剧院，都必须够酷够特别，不能千篇一律、索然无味。我做的所有事都与创造力有关，我拒绝枯燥无趣的工作。

我们正在研究这群客户，研究与他们的工作性质相关的生活方式。在西岸，有湖南卫视、腾讯这样的传媒和互联网公司，会聚集很多在文化创意产业内工作的年轻人。对他们来说，购物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购物（Lifestyle shopping），可以自由选择，打造自己独有的风格，而不是一味地追逐LV和香奈儿们。这样的购物地已经太多了，我们不必再为年轻人建造更多。我理解他们的生活，这也是我自己的风格。

但生活形态的培养并不能一蹴而就，某种程度上，确实需要给予年轻人消费习惯和时尚感的教育。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时尚的概念总在变化，一年六场潮流，我们自己首先要紧跟上，预见和引领它们。而在教育层面，根本上是以积极的心态，保持对多种可能性的追求。

我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，但现在在很多大学做演讲时，我会告诉学生，大学能带给你知识的基础；离开大学后，你将进入到一个真实的世界。很多时候，当你遇到问题，想从大学教育里得到解决之道，会发现答案不在那个“盒子”中。这是从我自己的经验里得来的——试着走出“盒子”想问题，设想不同的可能性，学着在真实世界里快速而正确地做决定。